以下文章来源于思想库报告，作者SIFL

思想库报告

《思想库报告》是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SIFLInstitute）出品的一份公益性电子周刊，以国际智库之思想，关照中国改革之现实。

来源：MercatusCenter

这篇新论文是城市经济理论的一大进步，汇集了多个学术流派的研究成果，为土地用途管制的宏观经济成本估算提供了理论依据。Duranton和Puga文章最重要的结论似乎印证了谢长泰和EnricoMoretti之前对同一问题的研究，但文中的方法却以更多种的方式考虑了城市集聚的收益和成本。除了提供了其他人可以引用的有用估计，Duranton和Puga还表明城市的正向外溢效应，大大超过了负向外溢效应。

庞大的数字

谢长泰和EnricoMoretti的论文在政策圈被广泛引用，论文采用了宏观经济学的一个模型，在该模型中，每个都市圈（"大都市"）的工资会随着人口增长而下降，文章发现，如果在美国三大生产率最高的城市（纽约、旧金山和圣何塞）放松对土地用途的管制，那么会导致全国产出增长8.9%，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人口流出城市相比人口流入城市，会体现更多的产出增长。

Duranton和Puga模拟了同样的政策——放松对前三大城市的管制——并发现了同样的结果。例如，消费增长了8.2%。但相似之处仅此而已，Duranton和Puga的研究揭示了放松管制获得的产出收益要高得多，因为还扣减了通勤和交通拥堵成本的上升。不过，Duranton和Puga假设的管制放松程度是激进的：每个顶级大都市的人口都增长到万，大约是今天纽约大都市区的两倍，远远超出了当前所有分区制改革（zoningreform）提案的设想。

理解Duranton和Puga是如何得出这一结果，以及他们方法的局限性，对于做出可信的政策预测非常重要，也将有助于他们在下一次论文更新中模拟一些管制适度放松的假设。

将理论与实证联系起来

尽管管制是“美国城市体系的最重要特征”，但城市的理论模型对土地用途管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