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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参议院每年公布一份全球住房购买力调查报告,在今年的这份“12thAnnualDemographiaInternationalhousingaffordabilitysurvey:）调查报告中,参议员BobDay开篇就提到，在过去的年（年~年）来，一个澳大利亚家庭只需要一个人工作就可以轻松购买第一套住房，房价与收入比率维持在3左右使年轻家庭能轻易进入住房市场，但是这样的好景结束在本世纪初。从年开始到年，房价收入比从原来的3飙升至9，这就意味着年轻人如果想要买房子，就不能把钱花在诸如服饰、汽车、装修、电器、旅游、电影、餐馆、剧院，孩子的教育，以及慈善等其他本可以自由支配的选项上。同样的故事发生在英国、美国、加拿大、新西兰、爱尔兰、日本和中国。那么，在中国一线城市，这个被国际上公认的能较好体现人们房屋购买力的房价收入比究竟如何？一个极端的例子来自美国经济咨询公司LongviewEconomics的一项最新调查，随着过去一年中国一线城市房价的疯狂上涨，深圳已成为全球房价第二贵的城市，仅次于加州圣何塞。分析显示，深圳典型住宅的价格已达到80万美元左右，房价收入比为70倍。来自中国链家地产的资料佐证了美国公司这一调查，资料显示，深圳的房屋均价为每平米元，相当于每平方英尺美元。这几乎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伯克利居民区的房价不相上下。但深圳的人均收入仅为硅谷人均收入的十分之一。如何衡量一个城市所提供的房产符合人们的需求和购买能力，或者说，人们的支付能力与住宅费用之间的比例到底多少才是一个相对比较合理的数字，因为过大的差距意味着住房成本增加，当人们无法解决这个问题时，人才自然流向那些居住者可以支付得起的地方，比如二三线城市甚至更小的城镇。我截取了这份报告中对不同支付能力的房价收入比的一个界定（如表1），北上广深的朋友们看到这个比例估计都默默地笑了。在表1中可以看到,当房价与家庭年收入的比例高于5甚至更高的数字时，这样的房产就已经被西方发达国家的调研机构界定为严重负担不起，而超过10以上的，那就意味着一个人在他30年的有限工作时间里需要花去二分之一甚至更长的时间来偿还房款。但在深圳，这个比例却高达70，也就是说，人们工作14个月的收入，大概勉强可以购买一平方米的房子。面对如此高的房价，到底有多少人因此逃离北上广深，虽然没有官方统计的准确数字，但是一线城市的人口流入在最近两年确实开始放缓，甚至出现负增长。长远来看，人口增加，人才流入才是一个城市房价坚挺的基石。高房价和人才之间有一种密不可分的辩证关系，一线城市正因为拥有更多的工作机会和更高的薪资等小城市难以企及的发展潜力才让人才聚集于此，而这些人才反过来也助推了购房需求而导致房价攀升。于是房价在高涨的同时又淘汰了部分买不起房的人才，迫使他们离开。有人认为房价走高与人才流失不一定存在直接的关联，但是一个高房价的城市势必会削弱对应届大学毕业生的吸引力。这几年一些来杭进行校招的北上广知名企业，其招聘结果都不甚理想，因为越来越多的学生开始选择回流至生源的家乡。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毕业的大学生，在房价暴涨之前，还有机会购得几十平米的蜗居，当精神还在城市上空漂浮不定寻寻觅觅的时候，让身体先有个着落，也许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对一个城市的依赖和归属。年，在中国近半个世纪的福利分房制度寿终正寝，与此几乎同时发生的就是教育部全面停止了大学生毕业包分配制度，这两个政策的出台，使人才与房价终于有了实质性的关联，住房和工作也成为人才迁移的核心要素。本世纪最初的几年，在东部沿海发达城市如杭州，一个大学毕业生工作5年之后，其可支配的收入应该能够承受一套总价在万以内的房产。虽然年后，大中城市的房价已进入上升通道，但因为房价起点较低，对于毕业后工作不久的同样处于事业上升期的年轻人来说，房价收入比约在5~6之间。我身边的许多同学、朋友、同事，在衡量自身的还贷能力以及未来可期的收入之后，果断购入自住型房产，开始在这个城市安居乐业。可是今天这样的购房案例越来越少，我曾在我们一个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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