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

在豆瓣有两部9.7高分的国产电视剧，笔者非常喜欢看，其中一部就是《大明王朝》。

在这部电视剧的第三集有这么一段剧情。

严嵩集团为了推行“改稻为桑”的政策，寄希望于借大雨（名为天灾）为掩护，对浙江各处大堤暗中做了手脚（实则人祸），以此毁坏稻田强推“改稻为桑”。

随后，浙江全省大雨，九个大堤出现决口，胡宗宪得知以后，迅速带着戚继光的官兵赶到了现场。不出意料，这堤岸的缺口是堵不住，沙袋一扔下去就被冲走了。

《大明王朝》剧中台词

为此谭纶和胡宗宪商量对策。

谭：“看这个样子得分洪。淹九个县，不如淹一个两个县。到时候赈灾的粮食也好筹备些。”

胡：“元敬（戚继光）也这么想？”

谭：“也这么想，但这个决心要你下。”

胡：“对淳安、建德的百姓也不好交代呀！”

谭：“先敬人事，元敬准备上士兵们跳到决口里堵一次。能堵上，便九个县都让人去堵。死了人，还堵不上，对老百姓也是个交代。”

谭伦逻辑与酒桌文化

谭伦这段台词的逻辑让人细思极恐之处在于，为了能够平息百姓对救灾的质疑，必须用无辜士兵的生命作为代价。

那么，这代价是否过于沉重呢？

不，跟激起民变或者说跟脑袋和乌纱帽相比，小卒子的生命根本算不上沉重。而谭伦之所以必须这么做，就是为了满足一种传统的价值判断：“态度比结果更重要”。

所以，胡宗宪和谭伦这样级别的官员，在面对考验的时候，必须拿出一个“态度”，“救灾”的时候必须有官兵牺牲，才能凸显胡宗宪和谭伦为救灾所付出的“努力”，拿出这个不怕牺牲的态度，才能获得上下一致的认可。

在中国有一句流毒甚广的“至理名言”，叫做“态度决定一切”，让笔者感到不解的是，在以唯物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国度，为什么很多领域普遍把态度作为第一位考核。

就拿所谓的“酒桌文化”举例。（首先要强调一个概念，高度白酒成为宴席主流酒品是在民国以后。一方面古代蒸馏酒技术不发达，因为元代才有蒸馏技术；一方面高粱种植在中国也很晚，大致也是元代。所以宴席上大谈酒文化的人多半也就是瞎吹。）

灌酒就是当下“酒桌文化”一大特征，灌酒这种行为，说白了就是一种“服从性测试”。无论“你不喝就是看不起我”还是“你给不给我面子”，其实上都是一种“要态度”的行为。

“我敬你，你不喝，你就是看不起我”

这就很让人费解了，两个人感情好不好，各自平时相处起来心里没数吗，非要在酒桌上通过灌酒才能体现出来？

这就要涉及另外一个话题了。

什么才是好的态度？

不只是现代电视剧里这么演，其实在古代，“看态度远胜于看结果”就是一条真理。

比如：厨师祖先易牙就发明了“煲仔饭”给齐桓公食用。

齐桓公

煲仔饭的故事是这样的，在我国春秋时期，有一天桓公对易牙说：“我尝遍天下美味，偏偏没吃过人肉，真是太遗憾了。”

桓公此言本是无心的戏言，而易牙却把这话牢记在心，为了博得桓公的欢心。易牙就选用自己4岁儿子作为食材。

烹子献糜

这一天，桓公在吃午饭，喝到了一鼎鲜嫩无比的肉汤，便询问厨子易牙：“这肉汤如此美味，是用什么肉做的啊？”易牙哭着说：“是我儿子的肉，为了让领导身体安泰，所以杀子以献领导”。

当下桓公就被易牙杀子的行为所感动，从此愈加宠信“煲仔饭”的发明人易牙。

再比如：《鲁邦大旱》里提到，面对鲁国大旱，鲁哀公问孔子该怎么做，孔子给的答复是花钱祭祀境内的名山大川。子贡问为什么要这么做，孔子说到，无非是给老百姓表明态度罢了。

还比如：后世的李世民做法比鲁哀公表态更胜一筹。

李世民

据《资治通鉴》记载：

“贞观二年，畿内有蝗。辛卯，上入苑中，见蝗，掇数枚，祝之曰：“民以谷为命，而汝食之，宁食吾之肺肠。”举手欲吞之，左右谏曰：“恶物或成疾。”

上曰：“朕为民受灾，何疾之避！”遂吞之。是岁，蝗不为灾。”

这段翻译过来，大概讲了这么一件事：话说贞观二年（年），长安地区发现有蝗虫。六月十六日，太宗前往禁苑，看到蝗虫，顺手捉了几只，咒骂说：“人民靠庄稼养活生命，而你们却吃庄稼，我宁愿你们吃我的内脏！”

炸蝗虫

抬手要把蝗虫吃下去，左右侍从劝阻说：“这是污秽之物，吃下去可能会使人生病。”唐太宗说：“我为人民受苦，不怕生病。”于是把蝗虫吞下。

很神奇，当年，蝗虫没有造成灾害。

大家看，太宗吃蝗虫的行为连上苍都被感动了，蝗虫因为李世民的一次表态就领会意图，不再成灾，政治觉悟非常之高。

所以，对比来看，最好的表态方式，就是拿出壮士断腕的勇气来自我伤害。

不要把牺牲当成炫耀的资本

在态度决定一切的思维下，“牺牲自我“”便是态度积极的最高证明。

在这样的思路下，强调牺牲便可以成为邀功的资本，还可以理直气壮的堵住质疑的嘴。比如“死者为大”、比如“人家都牺牲了，你还有怪人家救援不力”。

但这并不是一个好的现象，在邀功的气氛下，问题的反思被掩盖了。最简单的一个例子当铺天盖地宣传所谓“最美逆行”的时候，我们可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