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到年期间，我作为斯坦福大学客座教授，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帕罗奥多居住了一年。这里就是IT革命的中心，人所熟知的“硅谷”地区。那一年间，我从未见过一座冒着黑烟的工厂，该地区过去并非一直如此。加利福尼亚州是美国制造业的核心区之一，特别是军需产业曾经在美国排名第一。当地曾经建有福特公司的汽车工厂，如今却变成了购物中心。我回到日本之后乘坐新干线，看到从东京到大阪沿途都是工厂，不禁感叹差距之大。这就是世界范围内的水平分工带来的改变。说到世界范围内的分工，在硅谷我还切实感受到了美国与印度的分工。在圣何塞有一家思科系统公司，其路由器产量位居世界第一，公司附近住着很多印度人。如果拨打这家公司的电话，一定是印度接线员来接听的，并且接电话的不是身居美国的印度人，而是在印度的印度人。如今美国人对此已经习以为常，每天都会向印度拨打很多电话。日本沦为“其他”我在斯坦福大学教授日本经济课程，有一名来自中国的女同学也参加了我的研习班。她属于被称为“80后”的一代人。“80后”指年以后出生的年轻一代。他们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批能够普遍接受高等教育的一代人。我的这名学生也非常优秀。环顾斯坦福大学的校园，我发现增加了许多中国留学生，日本人却踪影全无。回想起20世纪80年代日本留学生曾经作为一大势力活跃在校园里的情形，让人觉得恍若隔世。我查了一下斯坦福大学留学生处提供的统计资料，结果发现一个令人吃惊的事实：20世纪80年代，来自日本、中国、韩国的硕士及博士留学生大致都是～人。但从那以后，日本留学生开始减少，而中国留学生则迅速增加。年，中国留学生超过人，而日本留学生却不到人。虽然说中国人口众多，留学生人数多于日本也不足为奇，但使我感到震惊的是，韩国总人口还不到日本的40%，留学生人数也超过了人。几年之后，我再次查看同一项统计资料。来自中国、韩国的留学生人数仍在不断上升。那么日本呢？日本竟然被分类到“其他”当中，无法掌握准确数字。日本沦为“其他”了！这比年的统计数字更让我震惊。以上例子都说明，“大发展已经开始，日本被抛在了后面”。而在日本国内，人们没有什么机会能感受到这一点。现在的世界不同于日本高速发展的时代。在当今的环境里，“年体制”再也无法发挥作用了。所谓“年体制”，是指日本在对外战争期间形成的，以举国之力来支持战争的国家总动员体制，这套体制二战后毫发无损地留存了下来，构成了20世纪下半叶日本经济体制的基础。不摆脱“年体制”，日本就不可能在新的世界经济环境中取得发展。日本经济正在走向下坡路，这个事实可以通过各种数据得到证明。日本的实际GDP年增长率在20世纪80年代是年均4%左右，而90年代的很多年份只有2%或者更低。日本制造业销售利润率的变化，也显示了同样的倾向。在80年代，利润率为4%左右，90年代以后则降到3%左右。只有~年以及最近的日元贬值期间，利润率才会高于这个水平。日本企业只能在日元贬值时期，由于用日元统计的销售额增加，使利润率看上去有所增加，此外就很难提高利润率了。日本的工资水平也是在90年代中期达到顶点，以后一直呈下降趋势。再看日本矿业生产指数的长期变化。该指数在90年代初之前一直保持上升趋势，之后则基本在一定水平停滞不前。在日元贬值的年及年前后，曾经暂时有所增加，但年世界经济危机之后再度下降。另外一个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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