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前，神州大地沧桑巨变，一座新城深圳在南粤大地快速崛起；新时代，再出发，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战略恢宏画卷徐徐展开……

粤港澳大湾区要立足三地优势，加强三地联动，高质量、高起点做好规划建设，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定位全新历史方位，把握世界经济走向，顺应国家发展战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粤港澳大湾区应全面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实现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高质量发展，创新机制体制，发扬创造精神、企业家精神和工匠精神，在新旧动能转换、乡村振兴、“一带一路”等方面先行先试，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生动实践。

直面时代命题，践行创新引领。6月16日，中国建设报社与碧桂园集团将依托世界经济特区（深圳）发展论坛，举办“新时代、新动能”大湾区城镇化高质量发展论坛，邀请权威专家、学者、代表共同打造“政企研学媒”协同创新平台，聚焦大湾区城镇化高质量发展。

一座城市独特的要素禀赋，决定了其在区域经济中发挥的独特作用。要素禀赋不仅是指经济要素优势，而且还包括因历史机遇而拥有的政治资源优势和制度性资本。

作为中国最成功的经济特区，深圳正是这种稀缺要素禀赋的拥有者。对于今天的中国而言，经济持区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特殊政策的产物，更不是一项权宜之计，而是中国社会制度变迁和中国道路的逻辑起点，它本身就构成了中国道路的重要内涵。

深圳是粤港澳大湾区中最富有活力的城市之一，具有不可替代的制度变迁的“示范效应”，区域经济的“引擎作用”，集聚优质要素的“虹吸效应”，带动周边区域的“扩散效应”及创新趋动的“引领作用”。深圳完全有可能以“中国硅谷”之姿态，成为粤港澳大湾区中最具有辐射力和“扩散效应”的引擎城市，为从根本上为提升中国的国际竞争力提供全要素的创新支撑。其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可以发挥四方面的独特作用。

继续先行先试，为深化改革提供更深刻的可推广、可复制的经验与制度安排。湾区经济是中国社会深化改革的必然产物，它与特区、自贸区一样，都担负着不同发展时期所赋予的不同内涵的改革目标与使命。湾区经济将以其自身的探索与发展，促进中国社会由政策开放走向制度开放，由外向型经济向开放型经济转型。

充分发挥好自身经济结构优势，在带动、促进区域市场经济体制完善的同时，以“虹吸效应”和“扩散效应”继续发挥经济增长极作用。深圳的发展不仅展示了市场的力量，更彰显了小政府的大力量，其本身就是对政府在市场经济中职能的最好诠释：政府所营造的宽松、自由、法制的社会制度文化环境，是最好的制度资本与力量。这种“大市场、小政府”的社会格局，既是率先改革的历史收获，又是其可持续高速增长的制度环境与资本。

充分利用好自身产业结构优势，成为驱动区域创新发展的引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发布的《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深圳—香港地区以4.1万项国际专利数排名全球第二，东京—横滨城市群以9.4万项位于第一，美国的圣何塞—旧金山城市群(硅谷所在地)排名第三。创新不仅可以让一个社会拥有更多的财富与资本，从长远来看，它给人类带来的文化和观念的收获甚至高于创新所创造的财富或产值。

站在国家战略的高度，真正用好毗邻香港的地缘优势，为香港与祖国大陆共同繁荣进一步消除制度文化障碍，建立共识通道，确立互信机制，提供平等机会，让分享发展与共同繁荣成为祖国改革开放的共同收获。这就需要借鉴香港体制优势，反思以往某些“惠港不惠民”的政策失误，让香港居民公平分享祖国改革开放的福祉，在一国两制大前提下，真正实现价值尊重，包容发展，和谐共享。

与国际一流的其他大湾区相比，粤港澳大湾区既有后发优势也有先天不足。尽管粤港澳大湾区已经是中国市场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但由于形成时间和形成机理的路径不同，我国大湾区市场经济的成熟度还远远不够。当然，“举国体制”的独特魅力会在一定程度上强化湾区经济的功能，但市场经济体制的成熟与完善程度无论对湾区自身发展还是对其功能的发挥都是最重要、最基本的制约。

尽管中国的大湾区已经具有超越其他区域和城市的得天独厚的要素引吸引力，但与世界一流湾区相比，我国大湾区对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优质人力资本的吸引力，由于受到来自制度性交易成本和生活成本的制约还不够强劲。粤港澳大湾区虽然拥有较多国内的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但与世界其他三大湾区相比，既缺少国际知名高等学府，同时也缺乏集聚、引吸国际一流人才的源于社会内在机制的“虹吸力”。

开放、国际化是湾区经济的共同属性。尽管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最开放的区域之一，但与世界一流湾区相比，市场的开放度大于社会的开放度，因而国际化程度相对较低。文化的多元文化、人力资本的文化差异化与国际化，是湾区得以持续成为区域经济发展引擎，并不断释放吸引要素走进来的“回流效应”和带动周边区域共同发展的“扩散效应”的关键。

尽管粤港澳大湾区已经是中国重要的交通输纽之一，但相对世界其他三大湾区而言，国际区域交通输纽的地位还在确立之中，而且粤港澳大湾区与国内其他经济区之间以及自身内部在交通等基础设施完善程度上也不平衡。区域公共物品的提供，首先必须打破行政区划的制度束缚。区域经济一体化，无疑把政府行政体制机制的改革提到深化改革的议程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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