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央行大量释放流动性的预期下，如果政府不能有效的做到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则减税、减费无意义。很简单，如果房价上涨过快，政府所减的税费，很容易就被上涨的房价，所带来的直接、间接成本所覆盖。最后，不仅没有帮企业将成本降下去，反倒会更加重企业的经营成本。进而在“全球化生产要素成本差异越来越小，国家间在争夺企业、争夺国际产业时，成本竞争将发挥越来越大的影响”的大环境下，造成我国竞争力的受损

作者：政经天一楼主韩和元

正如我于2月28日发表与《证券时报》评论版的文章“降成本事关战‘疫’更攸关国家竞争力”里所强调的：全球化生产要素成本差异越来越小，国家间在争夺企业、争夺国际产业时，成本竞争将发挥越来越大的影响。……成本管理已不仅仅只是企业内部管理的一个手段，事实上它已经远远超出一个企业、一个行业的负担。它更是宏观经济管理的重要抓手，是一个攸关我国国家竞争力的问题。如何有效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也就成了一个亟需解决的大问题。

而在具体的降成本措施中，我们认为，控制房价具有与减税、减费同等的重要性。这不仅是因为这二者是李嘉图理论世界里，制约经济增长、制约生产力发展的罪魁祸首（李嘉图认为，一国经济的增长，资本积累的扩大是一个重要的中间量，是使国民财富增加的根本原因。而利润是资本积累的源泉，也是资本积累的动机或目的。李嘉图在研究中发现，妨碍资本积累的主要因素，是把纯收入用于非生产性消费，而最主要的非生产性消费就是赋税和地租。所以，李嘉图认为，要想使一国经济增长，要想使国民财富增加，就必须确保资本积累的扩大，而资本积累的扩大又必须建立在采取有力办法，切实降低赋税和地租），也是现实中企业成本中的大头。就减税减费问题，我们已经在前面提及的那篇文章里已有过论述了，不提。本文将着重谈谈，在降成本中，控住房价的重要性。

就高房价对一国或地区的影响，美国硅谷的表现，或可给我们一些启示。来自《华尔街日报》的一则报道，根据“硅谷竞争与创新项目”的一项调查，年硅谷居民减少了差不多人，这是年以来，硅谷地区首次流出人口高于流入人口。相比之下，像西雅图、奥斯汀等科技重镇的人气反而在上升。有关数据显示，年，西雅图的外来从业者人数净增逾1.7万，奥斯汀为人。

那么，问题来了，一向以创新、自由、开放、包容著称的“硅谷”为何魅力大减，吸引不了创业者，留不住人了呢？负责“硅谷竞争与创新项目”调查的协作经济公司联合执行总裁约翰·梅尔维尔认为人们之所以离开硅谷，有着各种各样的原因。“但是，住房成本高应该是很大的因素。”。

“硅谷竞争与创新项目”调查显示，从年8月到年8月，硅谷房屋中间价暴涨13%。如今，硅谷房屋中间价是西雅图、波士顿的2倍，奥斯汀、波特兰的3倍。尽管在硅谷工作年收入会比其他城市高，但是买房成本也相应比其他城市高。在硅谷的圣何塞，一个软件开发工程师的年收入中位数是11.2万美元，波士顿是8.33万美元，波特兰7.97万美元。但是，硅谷一套房屋的中间价为万美元，波士顿为48万美元，波特兰仅37.5万美元。有不少高收入IT人士已离开硅谷，原因就是他们不愿把辛苦赚来的钱最后都去支付高房价。而另一些收入稍微低些的人则认为，他们根本买不起硅谷当地的房子，而其他地方比如得克萨斯州也有许多能获得六位数薪水的工作机会，但购买力更强，生活性价比更高。

此外，随着房价上涨，硅谷地区的商业租金也随之火箭式蹿升。据《华尔街日报》报道，谷歌总部所在地圣克拉拉的山景城办公空间一年租金约为每平方米美元，已追上曼哈顿商业大楼的租金水准，比西雅图、奥斯汀更要高出一半还多。很多创业者之所以不喜欢硅谷，企业的租金成本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为此，美国住房与城市发展部前部长亨利·希斯诺斯就对硅谷发出警告，说如果不能解决高房价问题，将会严重制约硅谷的经济发展。

通过硅谷案例我们可见，房价对企业的成本，可分为直接地租成本和间接成本。我们先来看看直接成本。据世邦魏理仕和戴德梁行统计，在甲级写字楼办公的深圳企业的租金，已经占到相应企业总体支出成本的30%。而于今年2月27日举行的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副局长唐军在介绍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和加大对个体工商户扶持力度有关情况时，也提供了一组数据，其中涉及成本的内容为：小食杂店的房租和水电费占总成本50%左右，较大的餐饮店房租和水电费占总成本15%到20%左右，理发、服装、小百货等行业房租、水电成本也占到总成本的30%左右。另据易居房友数据研发中心针对全国近万家中小中介门店调研数据显示，此次疫情对门店成本影响最大的是其房租收入，占比达到了73.09%。

值得注意的是，与房价持续上涨伴生的是，企业用地/租金成本的持续上涨。数据显示，年深圳甲级办公楼市场年均租金增速为18%。于“寸土寸金”的大环境下，随之而来的是，工业用地成本也随着水涨而船高。年初，深圳厂房类出租屋月均租金同比上升幅度高达11%，从而造成实体经济企业的租金成本明显增加。年财科院“降成本”大型问卷调查数据也显示，年剔除了房地产开发和建筑施工企业的实体经济企业，其用地及房租成本同比上升了9.7%。居于原材料（7.2%）、用能（2.9%）、用地（9.7%）、人工成本（6.9%）以及物流成本（4.9%）的首位。这也正是当年华为之所以出走的一个重要原因。

更为重要的是，这还仅仅只是因为房价而形成的直接成本。此外，还有因为房价所形成的间接成本。最典型的莫过于，高房价所带动原材料成本的提升。在价值链中，上游供应商因为租金成本上涨，而不得不提高商品价格，给企业转嫁来的原材料成本的上涨。此外，高房价还间接的带动了人力资源成本的提升。按照英国经济学家科斯的社会交易成本理论，员工生活成本必然会体现在企业生产成本中——当房租的上涨，引起了员工基本生活成本的刚性上升，必然会倒逼员工向用人单位提出更高的工资要求。但事实是，这部分高出的工资，只是用于了房租的缴纳了而已，员工的可支配收入并不会因此而有所增长。

也正是基于以上认识，我们认为，在保就业、稳增长的大背景下，在央行大量释放流动性的预期下，如果政府不能有效的做到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则减税、减费无意义。很简单，就房价上涨对消费和投资产生净挤出效应，导致全要素生产率下降，拉大收入差距，推动经济中杠杆率的上升，这些负面效应就不用说了。单一点，如果房价上涨过快，政府所减的税费，很容易就被上涨的房价，所带来的直接、间接成本所覆盖。最后，不仅没有帮企业将成本降下去，反倒会更加重企业的经营成本。进而在“全球化生产要素成本差异越来越小，国家间在争夺企业、争夺国际产业时，成本竞争将发挥越来越大的影响”的大环境下，造成我国竞争力的受损，因为“高成本最终会摧毁你的竞争力”。